谈到工作，k先生的脊背挺直了些，脸上的情绪也收敛了干净，他说道：“当年因为流感季请假的学生的个人信息已经全部查了出来，一共26人，其中17人死于意外，9人病亡，没有幸存者。”
说完他皱了一下眉头：“我当年和阿礼也调查过这件事，同这里面的大半人都有过交谈，他们确实是单纯的因病请假，碰上流感多发季也是符合常理的。”
“而且这些人和瞿清灵都是同学关系，同学去世后前去祭拜也是很正常的事情。”
我点了点头，“可是你们都相信这跟翟师姐脱不开关系。”
不论是因为立场问题不得不怀疑的k先生，还是和a小姐关系亲密的b小姐，都没有将a小姐从嫌疑人的位置上摘出去。
如此想来a小姐竟有些可怜。
在没有任何一个人能证明“虫”存在的情况下，还是犯罪分子胁迫的对象，顶着受害者身份。没有任何客观因素能让a小姐成为嫌疑人的时候，她便被人用感性定义成了嫌疑人。
而她的朋友们则是蛮不讲理地给她冠上罪名，然后一厢情愿地为了寻找让她获得清白的方法，令其摆脱他们所给予的“污名”。
b小姐即便愿意无条件的信任她，但是这份感性仍旧没有抹除掉理性的色彩。
这不就成了满足“正义”需求的牺牲品了吗？
我便假惺惺表达出遗憾：“为什么会是a小姐呢？”
k先生没有回答，他也没有就上局话发出反驳。
我也不需要他的反驳。如果有这种意见，就应该当着a小姐的面提出，然后告知她一切，这样才能收获到部分喜悦，不至于全程都处于毫无进展和变化导致的低迷氛围中。
然后，她才能在恐慌里面对自己的本质。
“你们应该已经检查出来我之前给你的究竟是什么东西了吧？”